侵华大学「清华大学在哪个城市」

提及司徒雷登，读过书的人少有不知者。尤其是那篇《别了，司徒雷登》的文章，更是让他的声名在中国传颂千里。他仿佛成了一个符号，却又经常被误认为是十恶不赦的份子或政治投机份子。出生于中国杭州的司徒雷登，在中国度过了半个世纪，见证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然而他的人生还有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在1919年，司徒雷登被聘为燕京大学的校长，这所学校是由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而成的。建校初期，条件艰苦，资金匮乏，学校仅有5间教室、一个百人大礼堂兼做食堂，还有三排宿舍、一间厨房、一间图书馆、一间教员办公室，剩下的只有一个篮球场，占地面积约300亩。

为了筹集资金改善学校的硬件设施，司徒雷登奔波于各大军政要员之间，包括张作霖、段祺瑞、冯玉祥等人。幸运的是，他们均慷慨解囊。除了在中国筹款，司徒雷登还远渡重洋，前往美国进行筹款活动。在短短的15年里，他10次往返中美之间，最多的一次筹款高达15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谓天文数字。燕京大学的预算从1917年的35000美元增长到了1936年的215000美元。

解决了资金问题后，司徒雷登开始寻找新的校址。他步行、骑毛驴、骑自行车，几乎转遍了北京四郊，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有一天，当他去清华大学堂拜访朋友时，朋友的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你怎么不买我们对面的那块地呢？”

这句话仿佛点亮了他心中的希望之光。从那一刻起，燕京大学迎来了新的篇章。司徒雷登倾尽全力，不仅改善了学校的硬件设施，还积极引进优秀的师资和先进的教学理念。在他的领导下，燕京大学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了一所享誉中外的学府。

司徒雷登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在筹款过程中，他也遭遇过白眼和尴尬。但他始终坚信自己的使命，正如他所说：“每次看到乞丐，我就感觉和他们一样。”他的坚韧和毅力让人深感敬佩。

司徒雷登是一位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人。他的一生虽然充满争议，但他在燕京大学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奋斗史，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历史的长河中，燕京大学所在的土地不仅是一块蕴含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宝地，更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见证者。司徒雷登，这位燕京大学的创办者，深知这块土地的价值，并对其寄予厚望。

这里，紧邻西山，风景如画。昔日曾是清代亲王的园林，后成为陕西督军陈树藩的府邸。司徒雷登在拜访陈树藩时，双方一拍即合。陈树庵不仅以6万大洋将此地售予司徒雷登，还慷慨捐赠2万大洋作为奖学金。这块占地40公顷的土地，成为司徒雷登实现教育理想的起点。

随后，司徒雷登陆续购得周围地块，将校园面积扩大至170公顷。他立志将燕京大学办成一流学府，为此不惜重金聘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在他的引领下，燕京大学名师云集，如刘廷芳、洪业、顾随等。这些学术大师为燕京大学注入了深厚的学术氛围，使其成为培养杰出人才的摇篮。

司徒雷登不仅关注学术发展，还积极争取美国霍尔基金会的资助，成功组建哈佛燕京学社。这不仅为燕京大学带来了巨额资金，还与哈佛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司徒雷登推动燕京大学的改革，在办学体制、管理模式、专业设置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面革新。他的努力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开辟了新的道路。尽管燕京大学背负着庚子赔款的耻辱印记，但司徒雷登的贡献不容忽视。他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教育人才，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风云变幻的年代，燕京大学及其校长司徒雷登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和正义的一边。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司徒雷登亲自带领燕大学生走上街头抗议侵略。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虽考虑过迁校，但最终选择留在北京，守护这片土地。为了抵御侵略，他甚至在学校升起了美国的星条旗。

燕京大学的校友、旅加拿大学者林孟熹在多年后感叹：“星条旗啊！你在这次事件中展现了光彩。”这句话既是对司徒雷登和燕大师生英勇行为的赞扬，也是对那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的故事是一段跨越国界、融合中西文化的教育传奇。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远见和教育使命，也看到了爱国者和学者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坚守信念和理想的勇气。司徒雷登：中国情缘与悲剧结局

司徒雷登，一位深受中国影响的美国使者。他在中国的岁月，犹如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充满了深沉的理解与难以言说的矛盾。他长期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经历让他成为了美国驻中国大使的合适人选，然而这也预示着他悲剧命运的开始。

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对于司徒雷登来说，既是情感的归宿，也是矛盾的源泉。他忠实地执行了杜鲁门的要求，然而这也使他站在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的理解仍然深刻而独特。

当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选择留在南京，希望与我党取得联系。他与黄华的三次见面，是他努力寻求共识的见证。他始终强调美国在华利益的合法性，而黄华则提出了我党的原则和要求。双方意见相左，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在黯然离开中国之际，司徒雷登的回归之路充满了曲折。他试图以个人身份参加燕大校庆，但被美国拒绝。一下飞机，他便被送往某地，受到远东事务局局长的约谈，约法三章的限制让他无法自由表达。

回到美国后，司徒雷登的生活变得艰难。他没有保险，年龄也大了，失去了工作的机会。他一直在秘书傅泾波的家中生活，由傅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傅泾波一家与司徒雷登共同度过的岁月中，尽管遭遇困境，但依然充满温情与陪伴。

命运对司徒雷登的打击并未停止。一次前往纽约的旅途中，他中风摔倒在厕所里，半身不遂，一病不起。他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漫长的13年。这期间，傅泾波如同儿子一般服侍着他，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岁月。

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早已逝世，安葬在燕京大学墓地。他的儿子杰克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城里当牧师，收入微薄，无法照顾父亲。司徒雷登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可能已到尽头，于是立下了遗嘱，请求傅泾波在他去世后，将他的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他妻子的墓地旁。

2008年11月，在中美两国建交近30周年后，司徒雷登的骨灰终于被安葬在杭州。这位曾经的中国使者，最终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找到了他的归宿。他的故事，如同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诉说着中美之间的复杂情感与难以言说的矛盾。

本文希望通过对司徒雷登的故事的讲述，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这位美国使者的生涯与命运。他的故事，不仅是一段个人历史，更是一段反映中美关系的时代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