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补习机构（高考教育机构）

北京高考补习机构的身份迷雾：“双减”之下何去何从

随着“双减”政策的落地，北京的教育领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在这场变革中，高考补习机构，尤其是那些提供复读服务的机构，突然发现自己身处模糊的身份困境之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北京市要求所有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营改非”，并重新办理办学许可证。这波及到了近十家高考补习学校，它们发现旧有的办学许可证中的“高考复读”项目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线下学科类培训”。这令高考补习学校产生了对未来业务开展的深深忧虑。

北京市的社会考生复读的唯一渠道正是这些高考补习学校。每年有近2000名高考复读生依赖这些机构，一旦高考补习学校停摆，他们的高考之路将面临巨大困难。这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更是一个关乎年轻人未来的大问题。

北京“双减”新政的实施，是否意味着高考补习学校等同于面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未来会不会被取缔？这些都是当前亟待解答的问题。对于高考补习学校来说，原本清晰的身份变得模糊起来。

一些高考补习学校开始寻找其他的出路。他们试图在公司的经营范围中加入“成人高中培训”，但这被视为与学科类校外培训重叠，因此被归为教育部门主管，这在“双减”之后变得不可能。还有机构尝试向人社部门咨询，寻求认定为成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但遭到了回复：人社部门主管的机构主要针对特定的职业身份人员，复读生并不在其中。

关于是否应该复读的争议也持续不断。有人认为复读浪费教育资源，应该尊重并保障每个个体的选择；也有人认为高考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复读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这场争议在北京市高考补习学校的身份问题中得到了体现。

事实上，国内已有地方对高考补习学校的身份进行了明确认定。如广东省的“营改非”工作方案中，就明确包含了“高考复读辅导”这一机构类型。这不禁让人思考：北京市的高考补习学校究竟何去何从？他们的身份又将如何界定？

在北京，只有不到十所合规的高考补习学校，但背后的学员数量却近两千。这些复读生中有发挥失常的尖子生，也有成绩一般的考生。对于后者而言，复读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机会。但近年来，关于复读尤其是高分复读的争议不断升温。有人认为这部分考生占用社会资源重复学习一年并不公平，但教育专家表示教育应该尊重个体的努力与选择。

随着政策的不断调整与争议的持续，北京高考补习机构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他们的身份、业务、乃至存在的合法性都在受到挑战。这不仅是对这些机构的考验，也是对教育公平和社会资源的重新思考。公办高中，作为公共资源，受到财政的全力支持。对于复读生的招收，却引发了一场教育公平的讨论。马学雷明确表示：“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有违教育公平。”不仅如此，为了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和减少教育资源的浪费，未来民办高中和培训机构招收复读生也可能被禁止。

这一观点在教育部已经实施十年之久的禁令中得到了体现。重庆市教委更是于去年六月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全市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或与培训机构联合办学。这样的规定不仅出现在重庆市，四川、云南、贵州等地也纷纷响应。这背后的核心问题是教育公平。我国高考人数超过千万，但复读生数量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当前落榜生复读的情况已相对较少，更多的是高分复读生现象频发。这其中隐藏着背后的利益驱动：通过招收高分复读生提高学校的高考升学率，特别是名校率，塑造出学校的教育政绩形象。这是部分公办高中重招高分复读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现象背后也隐藏着对高考人性化的质疑和对高分复读现象的担忧。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关键在于改革教育评价体系，扭转地方的教育政绩观，并推动社会从学历社会向能力社会转变。

高考补习学校作为一个高利润的培训赛道正在蓬勃发展。其中，河北衡水市的一些民办中学已经开始面向北京招收复读生，通过单独编班单独授课的方式吸引生源。衡水第一中学等学校更是面向全国招收复读生，并且针对复读生推出了特殊的学费政策。与此民办高中和高考补习学校模式也展现出了其独特的优势：灵活办学和更高的毛利率。在此背景下，一些教育企业看到了商机并开始涉足这一领域。比如科德教育公司不仅推出了全封闭的中高考补习业务并取得了可观的收入，还计划收购更多的学校和培训机构以扩大业务范围。第一高中教育集团也积极开设高考补习学校并将其视为增长重点，其高考补习学校的招生规模已经扩大至超过一千六百名学生。尽管多地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可能会给这些企业带来挑战和机遇并存的情况，但就目前而言相关政策并未对高考补习班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公平与利益之间的博弈仍在继续深化中，唯有改革与创新才是解决之道。对于广大考生和家长来说也需要保持理性思考和科学决策避免盲目跟风追求复读所带来的短期利益而忽视长远的教育价值。（作者王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