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多少年，商朝多少年前

《左传》曾言简意赅地指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祭祀与战争，乃国家之根本。此理念在殷商王朝中体现得尤为淋漓尽致。

回溯至公元前16世纪，商朝横空出世，其近乎狂热的痴迷于祭祀与军事。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商朝历时约550年，其中近四百年战火纷飞，兵戈不息。商汤灭夏后，虽一度天下无敌，但和平的余韵仅持续百余年，随后便是对周边方国的大规模征战。

仲丁、河甲、武丁等商朝君王，均致力于平定四方。从仲丁迁都于嚣开始，商朝的历史便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军事史。蓝夷、夷、班方、鬼方、土方、羌方等，均曾是商朝的征服对象。直到商朝末期，东夷仍是商朝的主要征伐方向。

在夏朝的遗迹二里头遗址中，出土的兵器多为礼仪用具，而商朝则截然不同。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出土的青铜器中，兵器占比高达15%，殷墟遗址更是上升至70%。实战兵器在殷墟墓葬中屡见不鲜，甚至包括平民墓葬。甲骨卜辞记载，商王出征前后都要进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那么，为何商朝如此热衷战争？真的是因为殷人好战吗？答案并非如此。传世史书与甲骨卜辞揭示，商朝的战争主要分两种：一是对背叛的诸侯方国的征伐，二是对入侵者的自卫反击。例如，仲丁征蓝夷是因为蓝夷入侵殷商疆土，武丁征伐土方、鬼方则是为了抵御外敌。商朝后期的东征，更是为了抵御东夷的入侵。

考古发现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在二里头文化向二里岗文化过渡时期，伊洛平原并未发现洪灾迹象。商朝的五次迁都，并非单纯为了躲避洪水，而是与自卫反击作战的方向紧密相连。例如，蓝夷作寇，仲丁迁都于嚣以征蓝夷；班方作乱，河甲迁都于相以平定叛乱。

商朝周边方国的不断侵袭让人费解，为何这些方国频频挑衅商朝？对此，郭沫若先生首先作出考证，认为商朝的宿敌土方是被殷人驱逐的夏民族。此后，学者程憬和胡厚宣也对此表示认同。考古发现进一步佐证了这一点，夏文化遗存的空间分布显示，除了夏朝的统治核心区域外，夏人支姓和服从夏后氏统治的方国分布于晋南、晋中、豫东以及沂沭河和淮河流域。这也就意味着商朝立国后所面临的周边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夏人的势力。这一结论为我们揭示了商朝历史更为复杂的一面。商朝是一个军事帝国无疑论对其周边的战争和祭祀占据了其绝大多数统治时间体现了其独特的统治策略和历史背景深入研究和理解商朝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夏文化遗留的痕迹中，我们不难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脉络，它们像一幅精致的画卷，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文明的丰富面貌。这种夏文化的空间分布，与殷商王朝数百年的征战路径有着惊人的重合，似乎在诉说着一种历史的宿命。

四川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我们对夏文化研究的新的篇章。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来自二里头夏文化的陶器、玉器以及典型的牙璋。牙璋，作为夏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在夏朝灭亡后，被商朝改制为其他器物使用。而在三星堆，牙璋不仅数量众多，更在形制上有所改进和发展，仍是当地人的祭祀重器。

这一发现为我们揭示了商朝远征“伐蜀”的深层次原因。夏亡后，有夏遗民从豫西逃入成都平原，与四川本地的土著居民共同创造了三星堆文化。这也印证了《史记》《蜀王本纪》等史书中的传说，“大禹生于蜀、长于蜀”。

商朝，这个通过战争从方国升格为中央王国的王朝，对于统治秩序的构建和维护持续了数百年。甚至周人，这个最终推翻商朝的民族，也自称“我有夏”。而北方的匈奴，也被认为是“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

那么，为什么夏后氏的支姓、方国势力依然如此庞大呢？这源于夏朝特殊的文化属性。事实上，夏朝脱胎于原始部落时代的方国联盟，它的建立让以血缘为纽带的方国产生了共同的国家意识，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地域文化族群。得益于大禹时代不同族群的协作治水，他成功建立了西至崇山、东至东夷、涂山，北至晋南的陶唐，南至湖北石家河的广域王权体系。

以河北漳河流域为核心的下七垣文化（先商部落）被晋南长治盆地的夏后氏方国阻隔在了太行山以东，并未参与这一构建。当商族通过战争击败伊洛平原的夏后氏后，其所构建的强权政治格局将神权和世俗权力集中于商王一身，不同于夏代的松散联盟制王权，因此容易招致从夏人方国的不服和入侵。

在商朝的550年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王朝兴衰更迭的过程。兴则诸侯归之，衰则诸侯莫朝的局面频繁出现。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夏文化的影子始终存在，仿佛在诉说着一种历史的宿命和传承。

通过对夏文化遗存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了古代文明的丰富面貌，也深刻理解了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希望这篇文章能为大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